改革者的仕途轨迹
仇和调任昆明
2007年12月28日，新任昆明市委书记仇和请各个新闻单位提供近期报道，特别提出“要负面的报道”。与国内许多官员拒绝“负面报道”，甚至千方百计封杀“负面报道”相比，人们看到了一丝新气象。
仇和曾是中国“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”。2007年年底调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、昆明市委书记。仇和此次调任引起了海内外媒体的热烈关注，有分析称，这一任命显示中央政府想要努力推动地方政府改革的决心。
“现在办一个户口下来最长要多长时间？”“为什么要25天，能不能再快一点？”这是2007年12月28日进到昆明市便民服务中心之后，仇和关心的第一个问题。他随后对该中心的工作明确要求：“不能现场办证的窗口就不要进来。”
“仇和速度”已经在经济总量占云南省1/3的昆明体现。“新昆明”建设所在地呈贡县，一直以私搭乱建而闻名。仇和到昆明第四天，一纸政府令迅速下发到每一名公职人员手中：2008年1月12日前必须自行拆除，否则副科级以上干部就地免职，其他公务员两年考评不合格。此决定在呈贡县炸开了锅：民间传言其中涉及昆明市一名领导，人们都在拭目以待。
江苏省宿迁市一名熟悉仇和的干部之前表示，“仇和是一个理想主义者，他有时生活在自己的理想里，如果能看到理想变成现实，也许就是他最大的快乐。”
被称为“缺点明显的英雄”、“令评论者左右为难”的仇和，是新闻界和学术界关注中国转型时期改革方向的一个符号和象征。
在江苏省沭阳县许多人眼里，“仇书记”这3个字则带有一点神话的色彩，很多沭阳的百姓在其他地区看到一些不好的现象时总是说：“要是换了我们仇书记，早治理好了。”
1997年以前，沭阳县经济排江苏省倒数第一，工商业普遍停产和半停产、基础设施薄弱、城市化水平极低，违章建筑多、大垃圾堆多，5条淤积多年的臭水河……1996年12月，从美国学习归来的仇和赴任宿迁市委常委、副市长，并兼任沭阳县委书记，他表示：“天下最真实的官只有两个，一是宰相，一是县官，越是落后的地方越是有改革的空间和余地。”
在整治环境和交通方面，仇和让全县5000多名干部都当一周清洁工，对全县范围内的各种公路进行了改造；在社会治安的治理方面，仇和在全县一次政法系统大会上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：“治安问题的根本就是警匪一家。”随后免去公安局长姜正成的职务，又突然宣布38个派出所所长大调防；在反腐工作方面，1997年一年沭阳就逮捕、查处党员干部243人，其中还包括2名副书记、3名副县长和1名政协主席；在经济改革方面，全面推行国有、集体企业产权制度改革，转换企业经营机制。
“为公才改革，为私谁改革？”仇和对百姓的不理解曾经如此表示，“不用强制力量怎么行？各种非议和反对的声音也持续出现，其中主要来自于法学界和经济学界，同时社会上对仇和的舆论压力频频：1997年、1998年和2003年，中央电视台《焦点访谈》曾针对仇和在宿迁的做法进行了3次“曝光”。但仇和仍然于2001年8月担任了宿迁市委书记，这使得其工作范围更加扩大。
如今，他曾经说过的一些话仍然在流传：“在宿迁855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只要可以变现的资源和资产，都可以进入市场交易”、“从今以后，不许政府再创办纯国有企业，现有企业的改制原则是能卖不股、能股不租、以卖为主”、“所有机关单位的门面房一个不准留，拿在手里出租，就有腐败的可能”。
2004年5月2日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视察宿迁。在仇和当面汇报工作时，总书记听得很认真，也问得很细，但没有表态。
2006年1月，非议中的仇和以541票对192票当选江苏省副省长，让许多人感觉到他与一般“个性”官员不同，“有争议不等于有毛病，富有争议的官员未必就是仕途暗淡的官员”。
近几年来，一直有着“春城”、“国家历史文化名城”美誉的昆明正渐渐失去了往日的魅力，随着原副市长胡星系列腐败案件的爆出，昆明市政建设中的种种腐败恶行渐渐被掀开了面纱。
现在，昆明人最期待的是，仇和能够给昆明带来“99世博会”后的“第二春”吗？（尹鸿伟/文）
坎坷吕日周
吕日周成为“有争议人物”的历史，可以追溯到25年前，他担任原平县委书记时。在这里，吕日周首创了“政府搭台，群众唱戏”，即“政府创造环境，人民创造财富”。此后，类似的叫法如“经济搭台，文化唱戏”等在全国风行。吕日周还让大量干部离开党政机关，去搞经济实体。
吕日周成了山西省的一颗政治“新星”，改革激起的尖锐矛盾也很快开始反弹，省、地领导中看不惯吕日周作派的也越来越多，由此长达9个月的审查开始，各种各样的调查组和前来取经的学习组一样多，最后中央调查组也来了。
经过前后6次、500多天的调查后，1989年吕日周被调离原平，出任新成立的朔州市市长。他在这里工作了1年零2个月，其间既帮助当地一家国营鞋厂卖过鞋，也写过“为民办教师催发工资歌”；他花费了大量精力调和外商与当地百姓之间的矛盾，也曾带领10名民兵，手提利斧，劈开违章建筑“钉子户”的家门，将其一家5口挟持出去，又将房子轰然推倒。
在朔州，吕日周拟出了“十大治市方略”，并渐次实行。根据他的说法：这一年，朔州市工业产值、利润的增长幅度是全省12个地市之首，农业也获得了大丰收。但是，1990年的元宵节前夕，吕日周突然被省里免了职。
吕日周回到太原，也四处打听自己的被免原因，但直到他见了省长、省委书记，也没有明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心灰意冷的吕日周想要离开山西，平调到其他省份，为此他还给人送过礼。吕日周说，在这个时候，他常有“灵魂被撕裂的感觉”，“深深感到，官场文化不改造，有时会起到逼良为娼的作用”。
省里没有放吕日周走，1990年后，他在省发改委主任的位子上坐了10年，按他自己的说法，是“10年闹热了冷单位”。
2000年春节前，省委决定调吕日周到长治任市委书记。吕日周又迫不及待地在长治搞起了改革，并且，因为这一次的“舞台”更宽广、权力更大，可能还因为已是“山西最老市委书记”的时不我待，吕日周推动的改革进程更猛烈，引起的震荡也更大。两年后，他又一次出现在密集的媒体报道中，成了全国最知名的“有争议的改革人物”之一。对吕日周最集中的批评，是他的改革依靠的不是民主与法制，而是“一把手”的无上权威，是“强人政治”甚至“独断专行”。对于以上指责，吕日周做过多次辩解。他说：“‘强权’我认为是个贬义词，但在改革的过程中，你否定了它，社会就不能进步了。
实际上，吕日周还是做了很多妥协的，他说：“地方跟地方不一样。江苏这个地方，经济发育程度高，思想解放程度高，领导支持力度也大。山西不沿海不沿边，黄土丘陵区，靠煤炭资源为支柱，计划经济、封建社会的影响比较多，我们的改革就会较谨慎一点儿。”因此，吕日周很羡慕仇和：“仇和的运气比我好。他生在了好地方，我就生在了不毛之地。”
2003年1月15日，吕日周离开长治，当选为山西省政协副主席。有媒体报道了长治市的新变化：吕日周发起的改革进程被中断，开放的市委大院又设了岗哨，在公开场合提及前市委书记大小官员都噤声，等等。如同吕日周在长治乍起改革时大家不习惯，他这一忽然离去，“带走了全部云彩”，大家同样不习惯。
但是，吕日周的改革，给长治市留下了一个好的底子。长治的财政收入，以前是全省倒数第一、二名，从2001年开始，跃进到全省前3名，2005年又成为全省第二名。在城市建设方面，长治由一个很脏的城市，变成了山西省最干净的城市。
吕日周刚到省政协当副主席时，向媒体描述过他在政协听到的一句顺口溜：“什么都不干没有意思，那就干一点意思意思，你要是干得多了，人家就问你是什么意思?”但现在他更爱说另一句话：“政协没有决策权，它还有监督权；没有表达权，还有夸奖权。”他认为自己在有实权的时候干得多，有虚权的时候就应该说得多。
对于现在的吕日周来说，他更在意历史对他的评价。
陈光三部曲
陈光作为改革者的经历，经常被人概括为“陈光——陈卖光——陈送光”。这个“三部曲”式的总结，肯定不是陈光喜欢听到的。
1991年，35岁的陈光当选为诸城市市长。1993年改任市委书记。从1992年开始，诸城市282家国有和集体企业全部改了制，其中90%以上的企业是按股份合作制改的，即将企业净资产卖给内部职工。陈光因为这次改制而出了名，香港的一家媒体把他称作“陈卖光”，这个绰号很快就传开了。
1995年，朱基到诸城考察，表扬了诸城的企业改制。这一年陈光当选为潍坊地委常委，是山东最年轻的副厅级干部之一。山东以及全国的很多地方都来诸城考察、取经，但他们回去后，没有一个地方像诸城这样将国有和集体企业一卖而光。直到1997年之后，陈光自己在菏泽创造了“陈送光”的新记录。
1997年6月，陈光调任菏泽地委副书记、行署副专员，半年后又被任命为专员。陈光履新的那一年，菏泽的县以上企业负债率达到122%，2/3的企业已经停产，银行不良贷款达80%。菏泽的落后程度超出了陈光的想象，以至他觉得这些企业连卖都不会有人要，只有送给有实力救活他们的好企业。他说：“与其说是送出企业，卖掉企业，不如说是送出包袱，送出债务。说是送出去，实际上是引进来，这叫换个爹娘养孩子。只要能把企业搞活，不管菏泽的企业姓菏不姓菏。”于是，陈光的外号又变成了“陈送光”。
诸城改革时，政府只送出过一家乡镇企业——诸城农用汽车厂，这项生意是陈光亲自拍板的。接受这家企业的北京汽车摩托车公司曾与山东几个地方谈合作，都被拒绝了，在陈光“白送给你”的感动下，他们两年内往诸城厂投资7200万元，两年后，政府从这家企业拿到的税收就超出了送出它时的企业净资产。后来，以这家企业为控股股东的北汽福田公司，实力壮大到全国汽车行业第五名。
但是菏泽改革的结果却令人失望，菏泽的情况与诸城大不一样，诸城一向是出改革经验的地方。反过来看菏泽，在山东17个地级市中，菏泽是最贫穷的地方。那些送出去的企业，有经营好的，也有陆续破产的，至今还有原企业的下岗职工在上访，加上菏泽的工业基础本来就很薄弱，改制并没有给菏泽经济带来太大起色。有网民说，陈光把诸城的经验复制到菏泽，是犯了经验主义错误。
菏泽近年来最后一次出售国有资产，是2004年，市政府以平均每月一家的速度，一口气卖出5家医院，这项改革以失败而告终。改制前，菏泽的这几家医院不是亏损严重，就是管理不善。但“卖医院”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反对。一年多后，2005年9月，菏泽市政府宣布将已出售的5家医院产权全部收回。
10年转眼就过去了，陈光在菏泽干了很多事。他说，令自己欣慰的是，“诸城的财政收入去年已近28亿元，菏泽也已步入发展快车道”。因此，“我俯仰无愧，无怨无悔……改革者的功过是非，应由事实评说……政声人去后，无声胜有声！”（石破/文）